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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尼族族谱谱系文化在遗传学研究中应用的可行性探讨

哈尼族族谱谱系文化在遗传学研究中应用的可行性探讨

1. 哈尼族简介(人类学博士论文,加州大学,王建华2013;国际哈尼/阿卡学术讨论会,王建华2008, 2012)

哈尼族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民族,是跨国而居的国际性民族,主要分布在红河和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包括中国的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红河、绿春、金平、建水等县)、普洱市(原思茅市的墨江、江城、宁洱、镇沅、澜沧、孟连、景东、思茅等区县)、玉溪市(元江、新平、峨山、易门等县)、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等县)及昆明市(安宁、禄劝县),缅甸的掸邦东部,泰国北部的清莱、清迈等府,老挝北部的丰沙里、乌隆赛、南塔、波跤等省,以及越南的老街省等(见图1)。

目前全世界哈尼族人口大概有210多万,其分布为:中国163万(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成为继彝族[500多万]之后的云南第二大少数民族),缅甸约30万,泰国有约7万,以及老挝和越南分别有约10万和4万。从内部支系及其分布来看,哈尼族有自称和他称之分的20多个支系,其中阿卡支系(自称阿卡人)人口最多,目前约有70万,占哈尼族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主体分布在缅甸等境外国家。

1. 哈尼族地理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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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哈尼族起源迁徙简史(人类学博士论文,加州大学,王建华2013;国际哈尼/阿卡学术讨论会,王建华2008, 2012

目前,基于民族学,语言学(包括民间口头叙事传说),历史学和考古学等学科,社会科学研究普遍认为,哈尼族是从中国北方南迁的氐羌族群中分化而来的。根据哈尼族民间口头叙事传说,哈尼族历史主要分为4个阶段:北方远古时期Nya-mir(5000年前),中部鬼主时期Ghanr-mir(5000年前—公元前四世纪),南方政权时期Gee-mir(约公元前四世纪—公元1284年)和后政权消亡时期Lanr-Byav-eq(公元1284年至今)。结合谱系分析认为,北方Nya-mir位于现今的新疆天山天池(哈尼语“Tmqlanr”)到甘肃的天水(Nya Yaerlanr)一带;中部鬼主时期Ghanr-mir位于现今的成都平原到贵州东北部的螳螂山(Gee Yaerlanr)一带; 南方政权时期Gee-mir(加滇王国:大约是古滇国的范围)位于今天的云南昆明到元江县一带;这几个位置是哈尼族先民曾经建立过的政权所在地(见图2)。而后政权消亡时期Lanr-Byav-eq指的是从加滇王国灭亡,哈尼族被迫分散南迁到云南西南部和东南部直到缅甸,老挝,泰国和越南等国家和地区的过程,这个过程伴随着哈尼族从部落化到民族化,甚至同化与被同化的转变。

2. 哈尼族迁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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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哈尼族族谱文化(Genealogy)(人类学博士论文,加州大学,王建华2013;国际哈尼/阿卡学术讨论会,王建华2008, 2012

一些藏缅语支民族(比如哈尼族和彝族),通过一种姓氏连锁系统(patronymiclinkage system)来记录他们的谱系(Genealogy),其在哈尼语中叫做Tseevq(音“仔”),这一系统在哈尼族从古至今迁徙和演变的历史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哈尼族文化中,这一姓氏连锁系统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父子连名制,也就是说,子女的“姓”当中必有其父的“名”,比如,父亲的名字是A_B_C,则儿子的名字是B_C_D(双相同音节),而孙子的名字却是D_E_F(单相同音节),以此类推。

哈尼/阿卡的谱系由四部分组成:神谱(Naevqtseevq)、族谱(ZyuqtseevqTavq)、酋长谱(Zyuqtseevq)和父系谱(Da tseevq,亦即家谱)(见图3和图4)。送密沃是所有有谱系的哈尼/阿卡人的始祖,其之前的谱系为神谱。送密沃及其后面所有三个音节的谱系均为首领谱,其中送密沃至尊唐盘十四代单传谱为所有有谱系的哈尼/阿卡人共享,应为元祖族谱,反映的是这些哈尼/阿卡祖先部落通过部落联盟所形成的统一政权的联盟酋长的谱系;尊唐盘之后的首领谱为各个分支部落的酋长谱,传说中有七大分支。这些首领谱系分支的出现反映了哈尼祖先部落联盟统一政权的瓦解和分裂。尊唐盘之后由两个音节组成的谱系才是真正的父系谱,即家谱(见附表1和附表2)。谱系从首领谱转变为父系谱标志着哈尼族酋长制部落政体的瓦解而进入其他民族所建立的国家政权体系当中,或者说哈尼族部落化过程已经结束,其民族化过程已经开始。

3. 哈尼族神谱系和首领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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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藏缅语族民族的起源,迁徙和分布

藏缅语族是汉藏语系的一个分支,藏缅语族不但分布广,而且语种多、差别大,这意味着藏缅语族源远流长。目前,藏缅语族共包含435种语言,总人口约6000万,其民族人群广泛分布于东亚、南亚和东南亚,覆盖了中国、尼泊尔、不丹、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泰国、越南、缅甸和老挝等国家(Ethnologue 14th edition)。在中国,藏缅语人群主要分布在青海、西藏、云南、四川和湖南等省份,包括藏族、僜人(尚未定民族)、阿昌族、怒族、独龙族、门巴族、珞巴族、彝族、哈尼族、白族、土家族、羌族、傈僳族、普米族、拉祜族、纳西族、景颇族和基诺族等18个民族(群)。

虽然藏缅语族人群的分布比较广泛,对于其起源,大多考古学,民族学和遗传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都一致认为藏缅语族人群大约于新石器时期起源于黄河流域中上游的广泛地区,并从这些地区向四方扩散开来。金力等系统利用Y染色体DNA的单核苷酸多态位点(SNP)为遗传标记,分析东亚人群Y染色体单倍型的类型及频率分布规律,进而探讨东亚人群的起源、迁徙及其相互之间的遗传关系后指出,汉藏语系祖先可能是在3万年前由南方迁移并定居在黄河中上游地区的氐羌氏族,约6,000年前,氐羌氏族的一支通过“藏彝走廊”[1]向西南迁徙进入喜玛拉雅地区,并由此产生了汉藏语系内的汉语语族和藏缅语族的分化。我们的藏族起源与迁徙文章的结论也比较好的呼应了这一观点,即,约7,000-8,000年前藏族人群突然大面积的人口膨胀,很有可能也是从黄河中上游地区迁徙过去的;大约同一时期从同一地区,包括哈尼族在内的很大一部分藏缅人群则开始往南迁徙。导致这一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人群大迁徙和流动事件的原因,目前普遍认为是气候变化造成的(石硕,2008)。但是,依据哈尼族的记忆和口传叙事古诗,更有可能是人群数量的急剧扩张,大大增加了对自然资源的需求量,以致破坏性的掠夺资源,造成了环境的恶化,迫于生存繁衍而迁徙。的确,在新石器晚期人类生存技能的大幅度提高以及农业文明的出现,很有可能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人口数量的急剧增加。民族学者(杜若甫和叶福升,1994)还提到,早在4,000-5,000 年前,氐羌部落就从他们的聚居地,也就是现今的甘肃、宁夏和青海等地陆续地向西南省份迁移,较近的一次大规模的迁移发生在距今2,000-2,500年前。


[1]藏彝走廊”是费孝通先生1980 年前后提出的一个历史-民族区域概念,主要指今川、滇、藏三省区毗邻地区由一系列南北走向的山系、河流构成的高山峡谷区域。该地区因有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和岷江6 条大江自北向南流过形成若干天然河谷通道,自古即是众多民族南来北往、迁徙流动的场所,是中国典型的历史民族走廊。该地区民族种类繁多、支系极复杂。由于独特的高山峡谷环境,今天不但保留大量古老历史遗留,其民族文化也具有异常突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中国民族区域格局中极具典型意义,是进行民族、语言、历史、考古研究的极具价值的“宝贵园地”(费孝通语) 。

4.哈尼族部落酋长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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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现今藏缅语族人群与其他(南方)民族的融合现状

在这里,首先要提及2004年文波题为“Analyses of Genetic Structure of Tibeto-BurmanPopulations Reveals Sex-Biased Admixture in SouthernTibeto-Burmans”的文章,这篇文章系统的分析了包括哈尼族在内分布在西藏、云南、四川和湖南的11个藏缅语民族(其余10个民族是藏族、彝族、白族、土家族、傈僳族、纳西族、怒族、普米族、拉祜族和基诺族)的Y染色体DNA和mtDNA。结合北方汉族,南亚语系,侗台语系和苗瑶语系的数据而分析后观察到,南方藏缅语民族的Y染色体DNA单倍群分布更接近于藏族和北方汉族,而与南方的南亚、侗台和苗瑶语系的人群有比较大的差别(平均混合比率为39%);而在mtDNA方面恰好相反且具有地域偏向性,滇西北(纳西族、白族、傈僳族、普米族和怒族)的藏缅语人群的母系基因库中有更多的南方成分(平均混合比率为57%),在滇南(哈尼族僾尼人、拉祜族和基诺族)和湖南(土家族)的人群中这一趋势达到了非常高的值(平均混合比率达到83%),单独在哈尼族僾尼人中,这一数值也达到了72%。总的来说,包括哈尼族在内的南方藏缅语民族在从北方南迁后与典型南方族群发生了广泛的基因交流,因此其遗传结构特点介于南北之间,并且在母系和父系遗传上存在差别:父系遗传成分总体上与北方人群更接近,而母系遗传成分呈现地区差异,滇西北人群介于南北中间,而滇南(哈尼族僾尼人、拉祜族和基诺族)和湖南(土家族)人群更接近于南方。

文波的文章主要分析的是中国南方藏缅语人群的情况,对整体藏缅语人群的融合现状,在我们的柬埔寨人群文章的数据分析中还可以看到比较细的方面。图5中标注了藏缅语民族。从图5中可以看出,包括哈尼族在内的整个藏缅语支民族并不像其他语系人群那样非常近的相互聚类在一起,而是非常分散。包括哈尼族在内的大多云南和四川的藏缅语民族与南方起源的南亚语系,侗傣语系和苗瑶语系非常近地聚类在一起,说明这些民族间发生了广泛的融合历史。而傈僳族,普米族和怒族等云南西北部的民族相对远离这些民族,而与藏族和阿尔泰语系等北方民族位于同一个成分区间,说明这些民族保留有较多的北方母系遗传世系类型。

印度北部的藏缅语民族大多与印度本地的印欧语系和德拉威语系较近的聚类在一起,也说明了他们之间可能的广泛母系融合历史。而一些民族如阿迪族,尼西族,那伽族和阿帕塔尼族与藏族,怒族和北方汉族相对较近的聚类在一起,以藏缅语族在中国北方发源为前提,印度的这几个民族相对保留了较多的北方母系遗传世系类型(祖先母系类型)。

图5.基于人类母系遗传世系在各语系人群中分布的主成分分析聚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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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是基于人类母系遗传世系在藏缅语支人群中分布的主成分分析聚类图。从图6中可以看出,印度和中国的藏缅语民族之间的母系分化程度已经很大,当然,这个主要的不是自然分化的结果,结合图5来看,而主要是与当地的不同民族广泛融合的结果。这一分析中的哈尼族和僾尼人(汉族对版纳哈尼族的一种称呼)样本都来自版纳,理所当然地这两个样本群体非常近地聚类;而与他们更加接近地聚类的是基诺族(上世纪80年代才从哈尼族中划分出),彝族,一个白族人群和湖南的一个土家族人群(哈尼族历史中有很清楚的,在迁徙途中与湖南的土家族以邻而居过的历史)。正如图5中提到,怒族和普米族等都与这些民族相对较远,而印度的藏缅语民族分成了两大聚类。

图6.基于人类母系遗传世系在藏缅语支人群中分布的主成分分析聚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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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是基于人类父系遗传世系在各语系人群中分布的主成分分析聚类图。从图7中可以看出,包括哈尼族在内的基本所有的藏缅语民族与北方的北方汉族,藏族和阿尔泰语系人群等北方民族非常近地聚类在了一起,同时也印证了文波的结论:与母系相比,包括哈尼族在内的南方藏缅语民族保留有较多的北方父系遗传世系类型。有一个土家族人群与其它南方藏缅语民族较远,而与苗瑶语系人群较近,可能反应出了他们深刻的父系融合历史。同时,印度的藏缅语民族相对近的与印度本地的印欧语系,德拉维语系和南亚语系人群聚类,而与中国的藏缅语民族较远,也说明了他们与印度本地人群的广泛父系融合历史。例外的是,自称为阿奇克人的印度加罗人单独地与南亚语系人群非常近的聚类在一起,可能这个民族的父系基本已经完全被印度南亚语系的人群所取代。

图7.基于人类父系遗传世系在各语系人群中分布的主成分分析聚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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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是基于人类父系遗传世系在藏缅语支人群中分布的主成分分析聚类图。从图8中可以看出,印度和中国的藏缅语民族之间的父系分化程度也已经很大,也应该主要是与当地的不同民族广泛融合的结果。包括哈尼族在内的云南的藏缅语民族与贵州和湖北的土家族相对聚类在一个区域,傈僳族相对较远,与哈尼族关系最密切的也是湖北的一个土家族人群。四川的羌族和彝族相对远离这些民族,而与藏族要近一些。印度和尼泊尔的藏缅语民族相互之间没有明显的分化。

图8.基于人类父系遗传世系在藏缅语支人群中分布的主成分分析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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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哈尼族谱系文化在遗传学研究中的应用

6.1 藏缅语族人群与其他(南方)民族遗传融合的机制研究

在中国,除了汉族人群近现代的全国范围内的大迁徙和流动外,氐羌族群人群早期的扩散和迁徙也构成了中国人群大面积流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上文提到,现今的从北方扩散开来的藏缅语族人群,特别是中国南方的藏缅人群(主要分布于云南)与其他的很多南方土著民族人群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融合;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的融合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的?其迁徙路线是什么样的?迁徙路线与融合方向是什么样的关系?这种融合的现状又是怎么样的?要解答这些疑问,就需要从藏缅语民族人群本身出发。哈尼族和彝族等南方藏缅语民族几千年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一些民俗文化精髓有助于解答这些问题。以哈尼族和彝族等民族的口传文化和叙事古诗等为依据,把藏缅人群的迁徙时间,迁徙路线,民族接触记忆等作为重要的校正和对比素材做遗传融合机制的研究,相信可以比较清晰的看到这一广泛而深刻融合族群的历史画面和现状,同时也为揭示整个中国人群的迁徙与融合历史提供重要的线索。

在这里想提到的是古滇国与哈尼族等藏缅族群的关系,古滇国最早在司马迁的《史记》里有描述;然而,在后来的汉文史籍中几乎再也找不到这一神秘国度的踪迹了,因此古滇国在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成为了一块神秘的面纱,没有能够很好的解释其来龙去脉。目前,依据哈尼族的口传文化和叙事古诗等认为,古滇国在历史上可能经历了三个主要的历史阶段:早期(古濮人建立的古滇国)、中期(哈尼族等藏缅语民族统治的古滇国)和后期(百越人占领的古滇国)(王建华,个人交流)。古濮人(即现在的南亚语系人群的主体)约至少在2,000年前在大致现今的云南地域范围建立了青铜器铸造工艺文化发达程度世界瞩目的古滇国,不知这个稀人所知的国度强盛了多少年之后,后来从北方迁来的藏缅族群来到了这里,开始与古濮人接触,慢慢地成为了古滇国的主人,并可能统治了一段比较长的历史,这段历史里大部分的古濮人可能沿着他们的祖先来的路线往南迁走了;再后来,以庄蹻将军(百越人)为首的中原军队征服了藏缅人统治的古滇国,藏缅人群也被迫南迁。百越人后来可能把古滇国延续了一段时间,但是,古滇国是怎么突然消失的,古滇国的主人是谁,去了哪里等等一系列问题,目前学术界都没有一个很好的解释,主要是可参考的汉文史籍太少。有意思的是,考古学者目前在可能是位于古滇国中心的云南抚仙湖附近的金莲山等地挖掘出了大量的古墓群,且抚仙湖湖底被发现有古城遗迹的存在,面积是现在的县一级大小。金莲山等地的这些古墓群恰恰被认为是古滇国时期的,更让人惊讶的是从这些古墓群里挖掘出了超过一万具的古遗体尸骸(见图9),目前这些尸骸主要被放在云南省博物馆和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对这些尸骸人群的历史和死亡原因目前还没有一个比较好的解释。所以,对这些古遗体尸骸的古DNA分析一方面可以证实用哈尼族等民族历史文化对古滇国的解释,另一方面也为藏缅人群的融合机制研究可以从时间和空间上提供直接的线索。另外,在古滇国时期之前,也是来自哈尼族的口传文化和叙事古诗,哈尼族等藏缅人群与南方土著民族大面积融合的时期还有图2中提到的Southern Yaerlanr时期,即迁徙到云南与四川和贵州三省接壤的螳螂山地区,从古到现在,南方民族水族,布依族和仡佬族等民族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而哈尼族等藏缅人群可能在这些地区居住过几百年时间。最后,目前已观察到文化关联性,但是还没有理顺的素材还有哈尼族等藏缅人群与四川广汉的三星堆文明的关系,三星堆文明被认为是世界第九大奇迹,理清哈尼族等藏缅人群与三星堆文明的关系也可能对藏缅人群遗传融合机制的研究提供重要的线索。

图9. CCTV10频道报道的云南金莲山考古挖掘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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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哈尼族谱系文化是遗传学研究中非常理想的家系素材

正如上文中提到的,哈尼族从古到今(上千年),从神谱、族谱、酋长谱到父系家谱的演变和传承,不仅加强了民族的凝聚力和自豪感,并且可以让这个200多万人口的民族每一个个体之间认清亲缘关系和认祖归宗变得非常清晰和明朗,即使假设前三个阶段的谱系不是亲子传承的,从父系家谱开始算起也可以在哈尼族群体中比较容易获得个体数量很庞大,涉及遗传代时比较长的家系研究材料(附表1,附表2)。在附表2里,单独在中国哈尼族的一个支系人群里,不同的村寨、乡镇、县和市一级都容易找到与附表1一样甚至更加庞大的家系。虽然在父系家谱里也会偶尔看到并不连续的跳跃的谱系,比如附表1中TanqpanqXav(唐盘夏)支系的第49-51代,这种取名方式在哈尼族的传统文化中有比较统一的规范,很容易找到其原因,并进行亲子关系的评估;并且,哈尼族传统文化中有非常严格的戒律来约束譬如婚前怀孕、离婚、和外遇等不利于家族传承和繁衍的恶劣行为,外族人的上门行为在传统文化中更是严格禁止等等,这些文化因素都比较有利的保持了族群遗传上的纯洁性。唯有一个方面是另外的,那就是哈尼族对其它更少数族群和劣文化人群的同化。在这里要提及的是,目前,由云南红河州国际哈尼族文化研究所牵头的收集所有哈尼族地区(包括国外)谱系和口头文化的工作已完成了大部分,目前已经出版了包含上万个哈尼族家谱的丛书系列(见图10),这对于我们筛选需要的家系人群和谱系类型无疑是非常有帮助的。

总的来说,哈尼族谱系素材在譬如一些遗传突变率的计算、疾病模型的研究(可能的话)以及性选择作用的研究等以家系为对象的遗传学研究中具有比较好的应用性和优势。

图10. 哈尼族家谱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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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哈尼族人类学采样简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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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伟兰古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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